1、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
2、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命题，表现一代新儒家的宽广胸怀与宏大正气。欧阳修与此相呼应，在易学研究中提出“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口号，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对新儒学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大有助益。“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欧阳修解释说，“于此见圣人之心矣”，“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3］562欧阳修提出圣人以天下为心，以天下为己任，是对孔孟儒家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对王安石、程颢、张载、朱熹以及后世知识分子都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欧阳修在易学研究中否定河图洛书，驱除笼罩在《周易》研究中的象数迷信色彩，对《周易》研究向着探寻义理方向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
3、韩、柳又十分强调作家本人的修养，即重视作家的思想、人格、气质、品德等内在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在《答李翊书》中，明确提出养气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柳宗元也强调作家“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文章，士之末也，然立旨在乎其中。”(《与杨京兆凭书》)并特别强调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韩柳强调作家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古文运动是什么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
5、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孤家贫，母亲郑氏守节，亲诲之学，学问猛进。长成参加进士考试，三试皆第官馆阁校勘。因正直敢言屡遭诬陷打击，曾外放知滁州、扬州、颍州。后曾官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相当副总理级官员)。退休后终老于颍州(今安徽阜阳)。
6、相比之下，欧阳修对佛老二教的批判更有理论深度。他对“千年佛老贼中国”的局面大为愤慨不满，起而进行批判。欧阳修认为，佛教之危害要远甚于道教。佛教的理论足以洞悉人情、煽惑人心，而道教如不经君主的大力提倡，一般不会造成特别祸害。“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祸福，人之趋者常众而炽；老氏独好言清净远去，灵仙飞化，其事冥深，不可究质，则其常以淡泊无为为务。故凡佛氏之动摇兴作，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以独兴。”［3］271因此，欧阳修兼排佛道二教，但首重排佛。他看到以往的方法并不能达到排佛教的目的，因此提出要想战胜佛教就必须“修本”。欧公所要修的“本”就是儒家传统的“礼义”，即以儒家学说为“本”，“礼义者，胜佛之本也，”［3］123实际上就是要复兴儒学以战胜佛教。由此，他不同意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排佛方法，也不同意简单地把佛说当作夷狄异端之学而将其赶出国门的做法，而是主张“莫若修其本而胜之”。历史表明，中国古帝王多次对佛教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打击，都无法取缔佛教，反而愈来愈昌盛，“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比如韩愈提倡排佛后不久，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大规模灭佛，给佛教以毁灭性打击，史称“会昌法难”。但两年之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即下敕恢复佛教。欧阳修认为，佛教不是不可去，而是以前排佛所用方法不对。中国早期政教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佛教无法传播到中国来，佛教传入中国是乘着中国礼义阙废之时而来，即是乘虚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年而佛至乎中国。”［3］122现在佛教乘乱而来已千有余年，百姓耳熟能详，又有王公大人倡导，民之沉酣入于骨髓，千岁之患，遍于天下，非一人一日可口舌而胜之，只有逐渐让百姓修礼义而放弃佛教，这就是“修本”。然而，佛教弃绝人伦，却能吸引民众，使“民皆相率而归”，是因为“佛有为善之说。”［3］123欧阳修看到佛教的根本迷惑力在于它有一套“为善之说”，是颇有洞察力的见解。欧阳修指出，荀子倡导“人性恶”，淆乱了人性善恶的见解，遂使为善之说归于佛氏。应该让百姓了解，人性是善，“礼义”即是“为善”，从事礼义就是从善，从而以儒学之为善取代佛教之为善。欧阳修提出“修本”、“为善”之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症下药，以新方法开辟新方向，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欧阳修本人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而且仅靠修复“王政”、“礼义”也显然难以战胜佛教，但后来的理学家正是沿着欧阳修“修本”的道路，在本体论意义上重建人性善理论，完成新儒学体系的创造。(北宋时期古文运动提出的口号)。
7、也不知道是不是骈文的问题，隋朝不到40年就灭亡了。然后就是唐代了。唐代建国不久，就有人反对骈文，提倡写古文，但他们写出的文章不怎么样，没有成气候。
8、臣闻朋d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北宋时期古文运动提出的口号)。
9、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
10、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d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11、积累了素材，扩展了视野，锻炼了思维，提升了思想，可以受益终生。
12、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也重视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
13、他的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起了典范作用。欧阳修爱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保证了运动继续蓬勃发展。欧阳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响深广，使革新运动达到高潮，取得胜利。
14、曾巩、苏辙、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在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是苏轼。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领袖。他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号召作家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15、摘要：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是伴随北宋中期社会改革运动而兴起的新儒学思潮，是为促进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同时克服战胜佛教道教思想、实现儒学创新的思想文化运动。欧阳修适逢其会，在儒学复兴运动中起到开一代风气、引导儒学复兴方向的作用，其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高举韩愈大旗，提倡文道合一；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提倡破除训诂，阐扬义理；积极攘斥佛老，促进儒家人文礼义的复兴。
16、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
17、［2］石介.徂徕集［M］.北京：中华书局，19
18、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庆历三年(1043)，任谏官。为人耿直，敢于谏诤，在开明派范仲淹和守旧派吕夷简的斗争中，站在范仲淹一边，受到排挤、打击，屡遭贬官。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谥文忠。
19、其韩柳之前的散体文作者，普遍缺少像韩柳那样深刻而丰富的精神追求。他们在批评骈文，提倡散文时，也多强调文章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如独孤及主张文章要“以五经为源泉”(独弧及《赵郡李公中集序》)；柳冕认为“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他强调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强调文学与儒学合一：“基余世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元结等人又特别强调文学的讽时刺世功能，要“救世劝俗”，“导达情性”。他认为文章应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谏之流”(《二风诗论》)“尽劝怨之声音，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但这些作者对儒道本身的理解没有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做出新的阐发，因此其文章不免有说教与僵化之弊，缺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
20、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
21、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指引着革新运动。
22、怎样锻炼文言文写作能力简单，是要多看书，不要盲目的看，要有选则的看，这样来说学习文言文就好比是刚刚接触作文一样。和现在文学一样，要养成好习惯如：
23、一直到了唐代中期，韩愈的出现，像一声霹雳，震撼了中国文学史的天空。他才大气雄，而且好出风头，以孔孟之道的传人自称，于是开始发起古文运动，来对骈文进行革命。
24、骈文的特点是：是以对偶的句子为主写成的文章。它讲究用典、讲究文字的声律，讲究辞藻华丽，要求很多。这种文体发源于汉代末年，盛行于南北朝。骈文本身不算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只是由于后来过于追求形式，骈文变得少有深刻的内涵。
25、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讨论《易传》的作者时，肯定《彖》《象》二传为孔子所作，其他传皆非孔子所作。“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感世也。’”［3］568欧阳修怀疑《系辞》等非圣人所作，主要理由是认为易阙文甚多，“众辞淆乱”，“择而不精，”“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3］569即易卦辞、象辞、彖辞有许多自相矛盾乖戾的地方，欧阳修指出许多这类缺陷。但欧阳修认为，虽然《易传》不可以为是圣人之作，但易书不可废，仍有一定价值，“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门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3］570欧阳修正是从这一立场，发挥阐释《易传》中有价值的义理。
26、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代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27、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初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28、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
29、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30、骈文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
31、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
32、北宋初年，国家统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有发展。但宋代立国，先天不足，北有辽国，疆域未完，无复汉、唐帝国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