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中国历史上，士绅阶层和平民百姓阶层原本是两个对立面，但同仇敌忾情绪的影响下，这两个阶层的人却走到了一起。士绅们杜撰了很多外国传教士在教堂高墙深院内残酷迫害中国同胞的小故事，并在民间广泛传播，借此煽动普通民众的仇恨情绪。
2、士绅们的排外情绪比农民们更强烈，他们的生活虽然不至于像农民那样受到严重影响，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被逐渐摧毁了。士绅们自封为儒家的卫道者，痛恨外国宗教的异端邪说。他们坚信“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但这种信念却在洋枪洋炮的轰击下被打得七零八落。
3、经济困难的同时，天灾又不断出现。十九世纪末，华北地区频繁发生自然灾害。迷信的官员和百姓都把造成天灾的根源归罪到洋人身上，他们的理由让我们现代人听起来有点哭笑不得。他们认为洋人在陆地上建造铁路伤了“龙脉”；在山里开矿放走了山中的“宝气”。洋人在中国的种种行径严重破坏了大清王朝的风水，打乱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当时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普遍都对洋人抱有敌意。
4、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贫困和愚昧使他们的反抗斗争只能沿袭过去农民起义利用秘密结社的办法，采取设立神坛的方式发展组织，操练拳术，吸引群众。义和团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术法”动员群众，广泛宣传“持符念咒、神灵附体”来鼓舞斗志。他们散发各种传单、揭帖，以朴素的语言和歌谣形式，进行驱逐侵略者、保卫国家的宣传。同时这些传单、揭帖中也带有迷信落后意识和盲目排外的情绪。
5、在十九世纪中期，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长达十三年的战争使民生进一步凋零，很多贫民最初把他们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天国，但最后都把怨恨转嫁到外国人身上，因为太平天国是用外国人的基督教思想意识鼓动起来的。
6、1900年夏，义和团成员在朝廷的特许下大量涌入北京，并在北京到处焚烧教堂和屠杀基督教徒。随着事件不断升级，义和团的暴力行为甚至蔓延到许多普通北京百姓的家中，造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破坏。
7、(2)“扶清灭洋”口号继承了人民群众在反教会斗争中所逐渐形成的朴素认识，也反映了不代表新生产力的广大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封建思想束缚，而只能停留在把封建国家作为被侵略的整体来保卫的认识阶段。(如何理解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
8、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初期曾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壮大了义和团的声势，但同时也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模糊认识，以至后来因此受统治者的欺骗利用，最后被出卖。
9、到了十九世纪90年代，义和团组织开始在山东、河南、江苏、直隶等地出现。义和团包括许多没有隶属关系的团体，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头目。大头目被称为“祖师”，小头目称为“大师兄”、“二师兄”。洋人被称为“大毛子”，中国教徒和那些为洋人打工的中国人被称为“二毛子”，那些用洋货的人被称为“三毛子”。义和团的宗旨是所有“毛子”都要被消灭干净。
10、，有的甚至形同团练。不过，还有大量义和团组织有一定独立性，甚至不听朝廷号令。在那桐、许景澄奉旨与外国交涉时，走到丰台，为团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义和团回答说：“吾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这部分义和团不但不问朝廷之命，有的还公然对抗朝廷官员，如清军副都统庆恒就被义和团所杀。有的义和团组织甚至与清政府决裂，如另立皇帝，“时城东王习村有乡人称帝，设军师、将佐诸目；旋为防营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为拳匪所拥以称乱者。”(《定县志》)这种行为更是公开与清朝作对。
11、自从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国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步步蚕食深深地刺伤了每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咄咄逼人的传教士，蛮横的西方商人，这些人在中国的举动都让中国百姓有了切肤之痛。
12、随着市场上大量外国进口货物的涌入，中国传统手工制作商品失去了竞争能力，许多人平民百姓因此而破产。外国人在中国修建铁路以及引进大型货轮也威胁着传统的运输体系，成千上万依靠原来运输体系为生的人面临失业的困扰。因此，很多中国人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国人给中国造成的破坏，从而使他们产生了对洋人刻骨铭心的仇恨。
13、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扶清灭洋“口号就是一个表现。不过，这里的“忠君”应该理解为效忠慈禧太后而非光绪皇帝。在义和团的口号中，就有“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其中的龙就特指光绪皇帝，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也才会得到慈禧的重视，作为宫廷斗争中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清廷对外宣战后，许多义和团员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国闻报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许多义和团员受到顽固派官僚的操纵